都說綏寧巫儺文化源遠流長，到底有多長的歷史，誰也說不清道不明。筆者走訪多名巫儺文化傳承人，他們說師傅傳法給他們時說有幾千年了，“幾千年”到底是多久?又有什么依據?筆者心里確實沒有底，但經過多年來的努力，還是在史志和民間尋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。

　　有史為記的古綏寧是“南界粵，西接黔，為楚邊門戶。”(《綏寧縣志》同治版)，“楚南極邊”(磨石嶺康熙年間碑記)。而對綏寧巫儺文化從康熙版縣志到同治版縣志，都只提到“古綏寧民崇尚鬼神……”。巫儺文化在民間是屬自覺性的一種“野性文化”，歷史上一直受到處于統治地位的正統“史官文化”所排斥，很少見諸史籍。

　　然而，綏寧古代編史人在這方面沒有辜負歷史和綏寧的后人，在古縣志中，還是留下了巫儺文化方面的記載，為我們提供了為之一亮的歷史依據。據綏寧清朝同治版縣志《仙釋》記載：

　　“李法官，夏二里三五雨甲之祖，生于明永樂二年，精巫術，驅邪魔多效，平時言動若粥粥無能。時明皇子岷王居武岡，大旱，聞法官善禱，延至武岡祈雨，法官設壇書符，頃刻大雨如注，官民大悅，岷王稱為奇靈真人，法官拂袖而歸，並不受謝。”

　　那么同治版《綏寧縣志》記載的這段文字，是以《仙釋》的形式來記錄，也就是說這種記載帶有一定的傳奇色彩，那么其可信度又有多大呢?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的角度和現存的苗族巫儺文化現象來解讀。

　　據明史記載，明皇子岷王，即朱元璋第18庶出子朱鞭，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始封為岷王，原封于岷州(今甘肅岷縣)。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(1423年)十月，岷王朱鞭從云南遷武岡州城，翌年建王邸，世襲14代，歷時272年。1450年岷王去世，謚為莊，史稱岷莊王。

　　李法官，原名李仁官，苗族人，生于明永樂二年(公元1404年)，法官為其巫教法名，祖籍為今關峽苗族鄉插柳村(2015年并鄉合村前為文家村)梨樹，隨祖遷居今長鋪子苗族侗族鄉李家團村，即縣志上所稱的“夏二里三五雨甲之祖”，是明初時期綏寧縣夏一里(今關峽苗族鄉大部地域)、夏二里(今長鋪子苗族侗族鄉、長鋪鎮地域)、芷田里(關峽北部及武陽一部分地域)和城步部分地區非常著名的巫教師公。李法官有很多的神奇故事，至今依然在長鋪子鄉、關峽苗鄉和城步苗族自治縣丹口鎮等地的苗語地區流傳。今李家團還存有李法官子孫后裔和他的墓葬。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，這兩個人物的歷史存在是真實可靠的。李法官與岷王生活在同一歷史時期，證明了縣志記載的真實性。

　　從現存的綏寧苗族巫儺文化(主要是關峽苗語區域)角度來分析，李法官這個人物影響綏寧苗族巫儺文化六百多年，他的名字至今還留存在民間各種苗族巫儺文化之中。

　　苗族巫儺文化中的儺儀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就是“請神”，請的是各方神圣和先祖先師的神靈，李法官每場必請師祖之一。綏寧的苗族巫儺文化是原始宗教崇拜和社會力量神化的產物，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融入了道、儒、釋、佛、梅山等外來和本土宗教的文化內容和歷史、生活事件，以及戲曲的內容和形式。綏寧的苗族巫教中已出師的被人稱謂“師公”，在市東山地域稱“老司”，巫教內起名時名號一體，稱之為“法名(號)”，沒有字輩排行，到今天還是沿用的一個亙古不變形式：(姓)+(法)+(名)，例如楊法×、蘇法×、李法×等等。有外來專家粗略考查一下苗族巫儺就輕易下結論，認為綏寧巫教就是道教。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在稱謂和道號、道名上就完全不同。在稱謂上，稱為天師、法師、煉師、祖師宗師、黃冠、先生、居士、方丈、監院、知客、高功、道人、道長。道號，指道士的尊號。一般的道號都是某某子或者某某道人、某某山人、某某散人等居多。道名，指道教徒入教后，依字派起的名字，通常道名有二個字，并且所屬宗派的字輩命名。道教有天堂和地獄之說，修煉的終極目標是得道成仙，而巫教沒有天堂和地獄之說，也沒有終極目標，師公們認為他們死后，人人都會進入桃源洞，一個沒有階級之分，人人平等的桃源世界。

　　至于李法官求得大雨后，“岷王稱為奇靈真人，法官拂袖而歸，並不受謝。”民間的另一種說法至今仍廣為流傳。當時岷王要謝李法官，李法官謝絕了金銀財寶，只拿出一只牛角，說只要把這只牛角用稻谷裝滿就行了，結果岷王令人打開了三個谷倉也沒有裝滿這只牛角，后來還是李法官說，我這只牛角你們永遠也裝不滿，不用裝了，然后飄然而歸，歸來后，將稻谷分給了缺糧的苗寨人家，因此李法官是深受苗族民眾尊敬的師公。這種帶有傳奇色彩之說自然是不靠譜的，是民間的一種精神勝利法，其目的是為了說明了李法官巫術高超。倒是縣志中的記載更符合苗族巫儺文化的特質。師公是古時候苗寨中有文化的人，公道、正派、無私、樂于助人。他們既懂巫術也懂得苗醫藥，平時行法事驅邪魔，一半是靠精神上的安慰，一半是靠苗醫藥的治療，因此師公行走各村寨，不論貧窮和富貴，有錢無錢，錢多錢少，都一視同仁，這也是巫教自古傳下來的祖訓。每一個師公在接受師傅拋牌(傳法)時，都要當著四里八村的鄉親，接受師傅在這方面的訓誡，并當面向四里八村鄉親立下誓言。

　　那么李法官是不是綏寧苗族的巫儺最早的先祖?從民間巫儺的遺存和資料可以推論，李法官肯定不是，他們只是綏寧巫儺史上鼎盛時期的一個著名師公，有幸和明朝初期的岷王生活在同一時期并扯上了關系，所以才為正史所記載。綏寧苗族巫儺史上的巫儺始祖是東山老人和南山小妹。東山老人和南山小妹在有的苗族地區稱為儺公儺母或儺爹儺，有學者認為就是伏羲和女媧，那也是遠古史上的傳說，現在專家們的研究還是各家有各家的說法，且都是一些推測，缺少有力的證據。

　　從民間的遺存來看，綏寧苗族師公(老司)留下來的口訣技藝大多為口口相授，不隨便傳人，有一些手抄本，按巫教內規矩相傳不過三代，又要由繼承人重新謄寫，老本要燒毀。關峽苗族鄉大園村曾保存了一本清康熙年間巫教的手抄《總壇》本，是一部研究巫儺文化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。這部《總壇》中祖、神、師、唱詞、符、訣等都很齊全，特別是記載了八十四場儺戲的詳細內容。而今天，綏寧民間保存的儺戲只有三十六場，還不到一半。更為重要的是這部書里還記載了師承的代數，據說至少在五十代以上，這樣算來，說綏寧巫儺史有幾千年的歷史，毫不夸張。現在有的地方被國家授與“全國巫儺文化之鄉”其巫儺文化史只有幾百年和千年左右。如果按照綏寧苗族的師承代數計算，綏寧的巫儺史遠遠比這些地方要早。

　　這部《總壇》躲過了“文革”的破“四舊”，卻在改革開放后的上紀九十年代，全國地已經掀起了巫儺文化保護和研究熱潮，而這部書卻被當時的鄉政府以破除迷信為名，將這部《總壇》搜走。其去向有兩種說法，一是為鄉里一名干部隱藏老家木房子中，后其老家毀于大火，這部書也被燒掉；另一種說法是，這部書被搜走后，放在鄉治安辦，后為該鄉某村一位為鄉政府房子撿瓦工偷走，珍藏起來，不輕易示人。這兩種說法不知哪是真哪是假，總之，這部《總壇》從此消失，成為綏寧巫儺文化研究的一大遺憾。民間資料的缺失，是綏寧巫儺文化深入研究的一大障礙。當然，巫儺在綏寧民間本來就是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，有一些傳承人相當保守，也因為教規所不允許，他們不會輕易示人，也許還有一些留存在民間珍貴而古老的巫儺資料，有待我們去尋找和挖掘。

　　從考古方面來說，2006年1月11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公布：中國最具學術權威的考古發現年度評選揭曉，湖南省洪江市高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，榜上有名。高廟文化遺址，位于湖南西部洪江市(原黔陽縣)安江鎮東北約5公里的岔頭鄉巖里村，地處沅水(中游)北岸的一級臺地上，分布面積約3萬平方米。高廟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不僅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，而且都在7400年前，它不僅對研究沅水流域或新石器文化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價值，而且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、文明進程也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在沅水中游的其它地方也發現了多處6000前的文化遺址。

　　綏寧和洪江山水相連，自古屬五溪之地。高廟文化遺址離我縣的金屋鄉、水口鄉和麻塘鄉的直線距離都在50公里以內。高廟文化遺址的發現，對史志所載“綏邑古荒服也”應是一大誤解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賀剛教授認為，在當時，沅水上游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并不亞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，至少是旗鼓相當。出土文物表明，這里曾經創造過光輝燦爛的古文明已為不爭的事實。而高廟遺址再現了史前宗教祭祀場景，證明了巫儺文化在7000年左右的五溪之地，已從低級的“巫”文化發展到高級的“儺”文化。苗學研究專家、吉首大學教授吳榮臻的和多位歷史學專家的研究成果表明，五溪之地為苗族原居之地，而非苗族的遷入之地。

　　綏寧在考古上沒有大的突破，并不意味著綏寧就沒有史前的文明，也并不意味著綏寧以后沒有考古上的重大發現。在目前的情況下，綏寧要研究自己的古文明史既要加大考古的力度，同時也要將周邊地區的考古發現科學的加以應用，這樣綏寧傳統文化研究受益的不僅僅是千年苗族儺史。